| 星源是婺源的别称，中国最美乡村--婺源，即婺女星之源，传说婺女就是在婺东石耳山乘鳙升天的。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建县时，据此命名为婺源。中国陶瓷史上对元清花断代有标志意义的现藏于英国大维德艺术基金会的“至正大瓶”落款之“星源祖殿”，就是婺源五显庙祖庭。 世人对婺源这个地方小县数百年能商文并举多有不解。婺源正式被关注当是宣和三年（1121年）方腊起义基本平定后，北宋为确保江南经济核心区的稳定，撤歙州设徽州府，开始经略皖南。特别是1127年宋室南迁，定都杭州，整个徽州府地处钱江源头，居高临下战略位置更为显要，大批北民南迁定居徽州，直接推动了徽州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徽州毗临京畿，水路便利，婺源为徽州府六县之一，开始重教兴文，文风日隆，孕育出朱熹、汪鋐、何震、余懋衡、江永、齐彦槐、詹天佑等杰出人物，渐被世人以“书乡”誉之。加之当地盛产茶叶、木材两种农耕时代的优质商品，商贾日兴，明清时已是徽商重地，成为徽商的一支劲旅，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商业辉煌。“文因士兴，物随财流”，这里一时间成了文物的集聚之地。 婺源博物馆座落于婺源城北，现有馆区面积5万余平方米，藏品达到万余件，其中珍贵文物二千多件。是国家二级综合性历史博物馆，江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数十年来，婺源的文物工作者在党和政府各级领导关怀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以“抢救、保护”为己任，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文物日渐丰富，万余件藏品中，以唐宋名砚、宋代纪年墓瓷器、明清书画和历代工艺品为主要特色。形成了地域特征鲜明、品种丰富、精品荟萃的馆藏体系，令世人瞩目。 |
纪年陶权，瓷中珍品
| 陶瓷是馆藏的一大特色，现有各类陶瓷藏品2800多件。婺源因毗邻瓷都景德镇的地缘优势，又是饶州至徽州直达杭州的主要通道，购置瓷器甚为方便，从唐代开始到明代中期为止，婺源自身也有长达700多年的制瓷史，民间陶瓷制品保有量丰富。 思口出土的东汉“元兴元年”（105）纪年陶权，应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有纪年款的民间陶制度量衡，虽不能与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称量黄金制品的砝码精确度相比，却也反映了东汉婺源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是社会进步的见证，也表明与中原文化的密切联系。 婺源博物馆陶瓷制品的精品是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衡阳知府张敦颐夫妇合葬墓、南宋庆元六年(1200)汀州知州汪赓墓、南宋嘉定四年(1211)其夫人程宝睦墓、北宋宣和二年(1120)乐平知县汪路及其夫人靖康二年(1127）墓等一批名人纪年墓葬出土的定窑“紫定金辉盘口瓶”、景德镇窑青白瓷“侈口弧壁碗”、“芒口菊瓣汤瓯”、“菊瓣盒”、“刻花扣银斗笠碗”、“芒口刻花盖罐”、“葵瓣荷叶碗”，建窑“黑釉扣银免毫盏”、“湘阴窑黑釉天目盏”，吉州窑“黑釉盏”，这些瓷器均属全国各个窑口的典型器，该批陶瓷器型完整且出土于纪年墓、夫妻合葬墓，男女用具种类、工艺各有特色，对宋代陶瓷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景德镇陶瓷界泰斗刘新园先生曾评价南宋兵部尚书——程瑀的女公子程宝睦墓出土银扣碗：“刀法生动，造型秀美，釉质如冰似玉，是景德镇青白瓷中的代表作”。只可惜当时条件所限没有留下完整的文字记载、图像资料。 民国4年（1915）的协和昌纪念杯，上绘巨龙腾飞与瑞云，一仙女提花篮腾云散花；右旁横书“龙腾瑞云商标 分设沙市 协和昌纪念赠品”；左旁直写“厂设徽州婺源祥馨永精制珠兰龙进美国赛会奖一等”。此外还有民国18年（1929）西湖博览会纪念紫砂杯，以及纸本的民国6年（1917）大畈茶商汪序昭为“陆香森茶号”注册的双狮国旗商标等等，无不映照出民国时期婺源茶产业东出沪杭、西销苏俄的兴盛，当时仅上海“源丰润”茶庄郑鉴源手下的婺源同乡员工就有三四千之众。 外还藏有出土的南宋耀州窑“青瓷印花小碟”、七里镇窑“褐釉乳钉罐”、“黑釉乳钉罐”，元代吉州窑“褐釉龙凤纹贴花盏”、明代弘治“青花云龙纹盘”及婺源本土窑“黑釉多瓣盏”等大批代表性陶瓷。 |
| 杂项，也是我馆的重要组成，在数千余件工艺品中，主要有翡翠、玉器、犀角、牙雕、竹睢、木雕、漆器、珊瑚、寿山石、嵌瓷、钿翠、铜器，这些器物制作精良，做工考究，是具有聪颖智慧的先辈匠人高超技艺与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和文化修养完美结合的产物，最能反映时代的生活现状与文化发展高度，足以说明当时藏者的富庶和独特的审美观。 明宣德茶花纹犀角杯，口径15.6cm、高8.0cm，重280克，做工古拙，刀法简润，其山茶花竟与宣德官窑上的纹饰一模一样，显然出自宣德内府优秀工匠之手。此犀角杯由公安机关在八十年代打击文物盗卖案中没收并移交给博物馆收藏，当时据案犯供述，此杯主人家原有八个同款犀角杯，此杯为离散的第三只。让人瞬间想起《聊斋.狐嫁女》中狐仙千里请金爵为殷天官敬酒，后八金爵团圆的传奇故事。可惜现实中此犀角八兄难再聚首同饮了，惟愿他们在各处安好。 明兵部尚书、太子太保汪鋐的两条玉带，一条是1976年墓葬出土的羊脂玉带（玉冠同时出土)，玉质细腻温润、色如凝脂、洁净无瑕，更难能可贵的是20块玉带及玉冠几乎同一色泽，可以断定是同一块料石切割雕琢而成。一条是透雕蟒纹玉带，玉带由二十片长方、正方和桃形透雕四爪蟒纹玉片组成，是明代最注重礼仪的嘉靖皇帝在历经多次服饰礼仪修订后所赐，该玉带出处明确，传承有序，对明代《舆服志》研究有重要借鉴意义。 “余家三件宝，鳌鱼、烛台、珍珠衫”，说的是明吏部尚书余懋衡家的三件珍宝。翡翠鳌鱼珮，长21.0cm、宽8.1cm、厚0.9cm、重320克，鱼头须眉灵动自然，胸鳍幻化成浪花与壮硕的鱼尾相连，双面不同工，一面写实，一面写意，也是古代士人内心的写照，一面要积极进取博取功名，一面又是文人风骨浪漫随性。翡红翠绿的鳌鱼宛若天成，是不可多见的一件传承有序的明代翡翠大件,也直接证明了在明代就有翡翠传入我国。烛台的全称“鎏金錾花铜烛台”，台重98.8kg，高218cm，由一百朵牡丹、芙蓉、宝相、金菊花构成大型铜制“满堂红”，工艺精湛，纹饰新颖，又名百花金莲炬，被专家视为难得一见的元明时代的孤品。相传是余尚书为其父亲祝寿而请宫廷匠师打制。第三宝珍珠衫则一直无缘得见。 晚明时代的竹刻东坡游赤壁香笼，镂空雕饰坡仙《后赤壁赋》中携酒食与二客复游于赤壁的场景，配以犀牛角底盖，刀法健劲潇洒，人物精细生动，整件器物散发着如老漆如红木的暗红光泽，应是嘉定派艺人的精品。 此外还有竹刻竹林七贤香笼、吴之璠款竹雕笔筒、张子祥木雕梧叶笔筒、紫檀木钿翠座屏、牙雕海屋添筹屏风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精美绝伦的珍品流传有序，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
书有清风，画出明画
| 明清书画是馆藏的一大优势，一千多件作品中，包含了文征明、祝允明、谢时臣、文伯仁、吕纪、刘士儒、周之冕、周天球、董其昌、陈继儒、俞可进、汪都、弘仁、查士标、汪梅鼎、七处、夏历、王武、胡湄、徐枋、郑燮、黄慎、边寿民以及恽冰、周璕、刘墉、翁方纲、程瑶田、袁枚、杨守敬、何绍基等书画名家的代表作品。特别是集王圣教序拓本，为明代汤氏所裱，曾被南宋内府所藏，有米友仁代笔的宋高宗题识，明代为严嵩所藏，款识上有参知政事张庄宪、司马氏、赵夷、周亮工、方亨咸等人鉴赏印和清代王鸿绪的题识，此拓本流传有序，是否唐代有待进一步考证，但为已知最早拓本是无可非议的，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馆藏祝允明草书《写怀诗》，共收入七言诗十四首，八百余字，一气呵成，各家书体，融汇贯通，风格独具。从落款可知其书于嘉靖二年，为祝氏晚年所作，可谓人书俱老，炉火纯青，是祝氏巅峰代表作。绘《文姬归汉》图的湖南画家许邦本虽名不见经传，所绘骆驼也与实物差别很大，应是未能参加会试的地方名家。但通过其绘画技法，书写蝇头小楷的功力推断，当为其壮年时期作品，加之作品所表达的《胡笳十八拍》中蔡文姬归汉的题材故事来分析，此图应绘于明景泰年间，作者与英宗年龄相差不远。 另外，明代徽州版画婺源清华胡姓始祖《胡学容像》也是一件十分难得的艺术珍品。徽州版画在中国版画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微州版画大多以明万历间书籍插图为主，尺幅都偏小，我馆这件作品，一则年代为嘉靖丁未(1547) 的重刻本，比万历版画早几十年，二则尺幅达到纵127.5厘米、横59厘米，在明代徽州版画中十分罕见，是研究明代徽州版画的重要资料。 婺源馆藏书画除有明清两代吴门画派、新安画派、金陵画派、扬州画派的众多方家的精心之作，还有数量众多的本土官宦士绅的作品。清代嘉庆十四年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金匮知县、苏州知府的齐彥槐的书法作品有20多件。曾任清代福宁知府程荣春告老还乡带回来的在任上与当时书画名家往来的作品馆内也收藏有28件。 |
砚国名珠，墨家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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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是文房四宝中最贵重最长久之物，历来为文人所珍。婺源是龙尾砚的故乡，它产自邑内溪头龙尾山，因婺源历史上归歙州所治，以州名物故以歙砚闻名。一千多年来，歙砚的兴衰在婺源留下太多痕迹和记忆。馆藏的歙砚涵盖了自五代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也呈现出不同的形制和工艺。婺源俞姓始祖俞昌墓出土的五代天成四年(929)蝴蝶纹眉子淌池砚是目前发现有确切纪年最早的歙砚，该砚石质温润，是龙尾石材的上品，砚额两边角阴刻蝴蝶，线条流利自然。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张敦颐墓出土的龙鳞抄手砚则是龙尾砚中的绝品，其砚石质坚润，两侧纹理呈鳞状，银光暗闪，砚面犀纹致密，出土时砚面还保留着硃砂，应为主人日常自用器。此砚长11.7cm、宽5.3cm、厚2.8cm，放在手中恰一盈握，随身携带非常方便，虽不知张知府何时得此砚，但从其生不能离，死不愿别，可知此砚是主人挚爱之物。 端砚在馆藏中也以二百多方的数量占据重要地位，涵盖了坑子岩、蕉白岩、斧柯山东坑、麻子坑等不同时期著名坑口出产的砚石。其中南宋庆元六年(1200)汪赓墓出土的八眼抄手端砚，则是端砚的极品。此外，还有各种款式的背花砚,朱熹、朱彝尊、董桂新、高凤翔、黄海等名人款砚，无不反映当时婺源文人用砚的普遍程度。 |
| 1986年9月，时值全国文物鉴定委员会《文物定级标准》评审会在婺源召开，与会的王世襄、杨伯达等诸多名家、领导对婺源博物馆藏品给予高度肯定和赞赏。畅安前辈欣然挥毫赠联“数赣皖学问家多出星水，愿区县博物馆皆步婺源”。婺源博物馆能收藏到这么多珍贵文物，一是前辈先贤为我们带来的文化遗存，在山川阻隔的赣北皖南山区躲过兵戈抢攘，静静的历经岁月的洗礼得以大量保存，1957年，国家文物局拨用五千元专款就在婺源收了古旧书籍七万多册（套），其中不乏古籍善本，装了三卡车运走。二是广大淳朴民众、名士乡贤的鼎力相助。几个墓葬出土的文物都是本地群众发现后上报政府并通知博物馆去保护性抢救挖掘的，没有一起发生哄抢现象；民众主动捐赠的藏品不管是数量还是品级在馆藏中都占有一定的地位，如董隽山先生所捐的吕纪《月明宿雁图》、徐景林先生所捐的文征明行书《兰亭序》、程龙甫先生所捐的秘釉瓷片等等。直到现在婺源民众还有一个朴素意识：古董让博物馆收去的价格可以便宜些，我还有机会看看，比卖到外地好。三是以詹永萱为突出代表的婺源文博人呕心沥血的无私奉献。“为收购百花金莲炬两天步行往返一百多公里”；“接到赋春公社寄来发现古墓葬（张敦颐夫妇合葬墓）的信，寒冬坐着拖拉机出现场，清理到半夜用谷箩挑回来”。上万件文物，在数十年间如燕子衔泥般一件件的收进博物馆，这类文物收集中的故事俯拾皆是。四是各级政府大力支持。1953年县委书记洪海涛离任时将土改没收的十件文物移交文教科，筹建博物馆；七、八十年代县委、政府批款收购文物，名贵的猫眼石就是埋在六十多粒玛瑙中以两元一颗收购的；一方十二眼端砚收购价六百元；百花金莲炬按铜价收购，花了一千多元。这些以极小的代价收入的珍贵藏品，在当年月平均工资只有三十多元的年代，如果没有县财政的支持，单靠博物馆（陈列馆）自身条件绝对是力所不逮的。还有一大批藏品是涉案文物由公检法、工商、纪检等部门移交而来。1984年儒学山路博物馆落成，2007年投资近4000万元的新馆投入使用，现在规划投资2亿元的博物馆文旅综合体进入实施阶段，这些无不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婺源博物馆事业的关心支持。 这一件件珍贵文物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见证，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薪火，如同浩瀚夜空中的点点繁星，每一颗都凝聚着传统文化精髓，只有保护好他们，当我们仰望夜空时才能看到那遥远的过去传来的星光，才知道我们民族来时的路。 |
（执笔：汪根寿）
